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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晓钊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
根据英国智库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深圳连续多期居全球十强之列，代表了中国城市在全球经济金融版图的领先地位。然而，深圳作为后发性金融中心，与“纽约港”全球老牌金融中心、“沪深”全国领先金融中心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必须跳出“就金融论金融”常规路径，激活有别于其他金融中心的升维竞争曲线，以更高势能“进击”全球顶级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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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进击”全球顶级金融中心优劣势并存，关键在于如何创造升维竞争的更多可能性
深圳不具备纽约、伦敦、香港链接全球金融资源的先发优势，也没有上海承接全国金融市场、北京靠近金融决策中枢的特殊优势，回顾过往崛起于微末的真正动能来自于市场化力量，面向未来追赶超越也必须依靠市场化机制，释放金融中心自发性生长的强韧后劲。
深圳相对全球顶级金融中心差距体现在金融资源集聚量级不足。
一是金融产业规模体量不足。根据最新可比数据，2021年深圳实现金融业增加值730亿美元，相比之下纽约为3180亿美元，伦敦、上海、北京已超1000亿美元。
二是金融基础设施布局不足。深圳除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外再无全国性金融市场和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而上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保险交易所、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北京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北京证券交易所、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等。
三是金融对外开放水平不足。深圳在新一轮金融开放竞争中相对落后，争取外资金融机构吸引力不及上海、北京，如全国首批3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4家合资银行理财公司均落户上海，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机构SWIFT，VISA、MASTER等国际信用卡组织首选北京设立子公司。
深圳领先其他金融中心的主要优势在于市场化发展动能强劲。
一是金融机构市场机能健全。深圳不同于北京、上海是主要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本土金融机构多是从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最具代表的是招商银行、平安集团跻身世界500强，深创投是国内风投创投的领头羊。
二是上市公司发展质量突出。深圳是最具年轻活力的一线城市，商事主体总量、创业密度两项指标长年“霸榜”，拥有国内外上市公司超过500家，其中不乏腾讯、比亚迪、中兴、迈瑞、顺丰等明星企业和行业标杆，带动企业风险投资（CVC）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金融力量。
三是金融科技主体领跑全国。深圳企业对金融科技发展嗅觉敏锐，已成长出微众银行、平安壹账通等金融科技龙头企业，带动一批金融机构科技子公司和专业金融科技服务商构成“雁阵”梯队，第33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示，深圳金融科技专项排名居全国第一、全球第四，仅次于纽约、旧金山和伦敦。
二、以具有全球影响力经济中心城市建设为发力方向，接续激活金融中心升维竞争的N条曲线
当前，深圳提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明确先进制造业中心、科创中心、消费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等五大中心定位，对在既定金融中心建设框架下，如何更好结合城市经济特征及未来布局，激活金融中心升维竞争曲线提供了方向指引。
强化金融中心主体支撑，提升金融机构“第一曲线”。深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金融中心离不开本土金融机构尤其是法人机构形成跨区域、全球性的强大联结，金融产业政策导向应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给予本土金融机构更大支持对外投资并购、设点布局及拓展业务，扩大经营规模、提升质量效益和塑造品牌形象，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银行、保险、证券、创投等领军机构和行业标杆。
匹配其他中心建设需求，开辟专业金融“第二曲线”。围绕先进制造业中心、科创中心、消费中心、物流中心匹配专业化金融中心功能，推进“金融+”战略升级为“金融中心+”战略，引导金融机构针对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绿色金融、蓝色金融、消费金融、文化金融等，组建专业团队和专营机构，开发专属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和业务倾斜，保持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始终领先全国一步，打造吸引集聚专业性金融资源“全球洼地”。
发挥资本市场引擎作用，培育上市公司“第三曲线”。推动资本市场“深圳板块”继续扩容增效，更加注重以“竞争中性”原则和普惠化、功能性产业政策，利用市场化风险分担机制和更加灵敏价格信号消化创新试错成本，涵养上市主体竞相涌现发展的城市“创新雨林”；更加注重发挥上市公司产业外溢和技术引领作用，借助企业风险投资（CVC）强链补链延链，带动上下游中小微企业集群化发展，培育更多符合时代要求的伟大上市公司和航母级产业集群。
面向居民需求蓝海市场，抢占财富管理“第四曲线”。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及子公司落户发展财富管理业务，打造银行理财、信托公司、保险资管、券商资管、公募基金、私募创投等全门类财富管理机构体系；深化“跨境理财通”试点，加强深港联动发展家族办公室，率先引进风险管理、养老金管理等先进经验和专业人才；利用财富管理“蓄水池”效应，做大做强专业化投资机构，撬动“聪明钱”“耐心资本”“长线资金”投向产业发展，与实体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循环。
把握数字经济核心要义，布局金融科技“第N曲线”。坚持从技术进步赋能金融提质升效出发，支持金融科技源生企业、专业金融科技服务商、金融机构科技子公司/事业部等各类型金融科技主体，加快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场景化应用，改善规制方式、构架交易结构、改变业务模式、升级产品服务，破除传统金融普惠（可获得）、风险（可控制）、成本（可持续）“不可能三角”，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真正从政策性走向市场化。